我家从警三代人

酒泉公安处的原址在西大街上。外公头戴有红色五角星的白色公安帽，身穿红领章的白色公安服，下身是公安蓝的确良裤子，他正忙碌着收拾家里的物件，准备举家搬去永昌红光土佛寺农场。

那时，母亲只有11岁，是家中的长女，她撅着小嘴：“我不想搬走。”便爬在打成铺盖卷的被子上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。

外公抱起女儿，放在膝上，让她爬在自己怀里哭。他抚摸着女儿细软发黄的头发，微笑地看着窗外院子里的一棵沙枣树说：“祖国需要我们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……”沙枣树在风中坚韧的摇摆着枝条，红色的沙枣像一串串小红灯笼。

外公要给女儿留些出生地的念想，带着女儿去酒泉照相馆。外公穿着中山装、母亲穿着小背带裤，这是母亲童年唯一一张照片。 外公带着女儿去一家糖油糕店，他想让女儿在结束城市生活时，再尝尝城里的美味。两个热油糕盛在两只白瓷盘子里，外公一口便吃下了自己那个，母亲的那只却被突然伸来的黑手抓起，一个黑影瞬时逃掉。外公追出很久，两手空空的回来了。母亲一生爱吃糖油糕，却一生都在惦念那只没有吃到的糖油糕，那时正是1960年。

母亲在永昌红光土佛寺农场经历了什么？只记得母亲说冬天的早晨，天微微有亮，大雪把沙漠变成了一片银海。外公披着洗得发白的蓝棉衣出门，他在雪地里一滑一拐，领着犯人们喊着口号向农场深处的地窝子走去。外婆总撅着嘴，望着风雪里远去的人们，愣着神。外公有文化，是文化教员又是干农活的能手。远处有时传来犯人们诵读的声音，有时是热火朝天开垦夯土的声音。最饥饿的时候，劳改队自给自足，外婆、妈妈和舅舅们都吃过“观音土”，差点就命丧黄泉，可是劳改队的犯人们保证他们穿上、吃上。

从冬到秋，寒来暑往，土佛寺劳改支队远处的沙窝子上，有了一片片劳动耕地，有了一片片沙漠绿洲。苹果园、葡萄园、菜园和一望无际的麦田是祖国衣襟上的一角。毛主席说过：要让犯人成为自食其力的人。

那时外公的脸膛，被太阳晒得发黑。自此，外公一辈子的脸膛都是黑色的。外公和一大批在土佛寺农场管教犯人的战友们在干渴的沙漠里，管理教育了一批批罪犯。他们每天的辛劳，似乎就是在沙漠干渴的大地上种植一棵棵新生的红柳。第一代新中国的监狱警察，他们在祖国大江南北用生命植绿，守护家园。

我不知道那天爸妈为什么吵得那么凶。那时，他们穿着橄榄绿的警服，一下班，坐在客厅里就开始吵。我从小就怕他们吵架，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偷偷哭。

我紧紧捂住耳朵。紧接着父亲要拍桌子，母亲……我全然不敢想。记忆里，父母为工作上的事、生活上的事，不知吵过多少回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交流似乎就是通过吵架完成的。

父亲和母亲做了三十年监狱子弟学校的教师，之后双双去了武威少年犯管教所。那时母亲在少年犯大队，每天监区的教室总会响起母亲清亮的歌声，教室楼下一排排白杨茁长成长，它们哗啦哗啦在风里歌唱，似乎跟着迷途知返的少年犯学唱歌、学文化。大墙里母亲的识字扫盲班，一批又一批，不知教会了多少懵懂未知的少年犯。母亲两鬓的白发和她送走的那些改邪归正的孩子一样多。母亲爱那些另类的孩子们，她每天关心和帮助着那些跌倒在人生路上失足的少年们。

“马老师，我想给我妈写一封信，很多字我都不会写……”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少年犯的故事。他的母亲因父亲常年酗酒，又因自己犯罪，一气之下回舅舅家去了，可是父亲却酒后摔断了腿。在监狱里，才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，才知道人间冷暖，这个少年犯瞬时成长。他想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，劝母亲回家照顾父亲。

“好孩子，不会写的字，你空下，我一个一个给你教会……”我觉得母亲给这些失足少年犯的耐心和爱心，似乎永远比她给自己的孩子多得多。冬天家里的冻疮膏，总是拿到号子里给少年犯涂上。哥哥的棉手套也不知去向，母亲说号子里那个孩子更需要，你们在家里暖和……

父亲更像一个“牧羊人”，他在监狱农场里守着几百个“光头”，一边教他们文化课，一边带他们种地生产。城里大监区罪犯每天的蔬菜粮食都是农场供应，只有吃饱、吃好、吃的卫生，监狱里的犯人才能安心改造。父亲做过学校校长，他知道怎样管理犯人们，让他们向着有光的地方走；父亲是农民的儿子，他拿起连枷举过头顶，丰收的粮食从他脚下流淌。八十年代，全国各地的监狱农场支援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一个个农场是钉在祖国母亲衣襟上的一粒粒扣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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