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外公路

轰动中外的“民呼报案”

说起轰动中外的著名报案,我们下意识想到的,便是发生在上海的“苏报案”。也正因为“苏报案”的影响太大且深远,因此使当年也是发生在上海、也同样曾经轰动中外的“民呼报案”,多少被人有所忽略。时过境迁,于今更是知者不多。人们有所不知,其实“民呼报案”的主角,当年也是一位“重量级”的人物,他就是于右任。

马相伯激赏于右任

于右任,原名于伯循,字诱人。生于1879年,陕西泾县人,后迁居三原。于右任幼承庭训,继进私塾;后中秀才,并入书院就读。父亲于宝文寄望于他的,就是“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”,但于右任似乎并没有恪守父训。

1900年,二十岁出头的于右任入陕西中学堂读书。当时眼见国难当头,八国联军攻占北京,慈禧和光绪西逃。青年于右任出于民族义愤,写信给巡抚岑春煊,建议杀掉慈禧,拥护光绪重新施行新政。信写好后,知情的同窗好友怕他遭到不测,力劝乃止。但仅过了三年,也即于右任得中举人次年,他还是因诗贾祸,遭到三原县令德锐(满籍)通缉。这些诗包括《杂感》(四首),以及《署中狗》等。前者讽刺清廷对外丧权辱国,对内横征暴敛;后者指向更是一针见血:“署中豢尔当何用?分噬吾民脂与膏。愧死书生无勇甚,空言侠骨爱卢骚。”诗中直言,养着你们这些官吏有何用,平时只管吞噬民脂与膏;与其空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,不如用实际行动,效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。由于此时激赏于右任的兴平县知县杨吟海调升商州知州,他聘于右任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(校长),使于右任一时得以逃过德锐魔爪。在此期间,适逢开封举行最目中,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,一桩至大的事业,但是东奔西突,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……我儿时,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,以家计困难,未能成行。及闻上海志士云集,议论风发,我蛰居西北,不得奋飞,书空咄咄,向往尤殷”。

1904年春天,于右任终于来到心向往之的上海。但他在上海举目无亲,就在他感到茫然无措之际,不意竟在街头巧遇泾县同乡吴仲祺。后者有侠义心肠,知道于右任的窘况后,当即请他搬到自己家住,并待之如上宾。更让于右任喜出望外的是,他住进吴家后,认识了吴的邻居吴彦复。后者家里有丰富的藏书,当年章太炎因“苏报案”入狱后,书籍也都寄存于吴家,于右任因此得以在这里尽情阅览,视野为之大开。通过吴仲祺,于右任又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,其中就有他的陕西老乡雷祝三。后者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学生,一日他与震旦学院监院(校长)马相伯先生叙谈,说起于右任亡命沪上之事。马相伯此前已通过报纸,知道于右任其人其事,对其才华和行事颇为激赏,现得知于羁留上海,工作、生活尚无着落,当即请雷祝三通知于右任来震旦学院就读,还免去他学费和伙食费(一说于后一次春闱会试,也许是为告慰父亲希望他作“一个读书人”的期望;也许是于右任一直感慨于“旧日求学之困难,或有志而无其时,有时而无其地,有地而无其师,有师而无其资”。而此次赴汴考试有地方资助,他便欣然前往赶考。几乎与此同时,三原县令德锐向陕甘总督允升密报于右任为革命党,请革去其举人,缉捕归案。允升严令“无论(于右任)行抵何处,拿获即行正法”。幸好有人及时将此消息传出,于右任因此出逃到他一直向往的“志士云集,议论风发”之地——上海。他曾在《牧羊儿自述》中写道,“我此时心右任认识马相伯另有人介绍——笔者)。于右任因此一直感恩并师事马相伯先生,自称“受业”,并尊后者为“夫子”。

于右任(左)与恩师马相伯在上海(1931年9月)

于右任手迹

震旦学院后因学校管理权与外籍教师产生分歧,最终引发学生摘下校牌,搬走教具,愤而离校,于右任亦在其中。随后他们即筹划另建新校,以吴淞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。鉴于“震旦”校名已被盗用,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,从《卿云歌》中撷取“复旦”二字为校名,一示不忘“震旦”;二寓恢复中华之意,是为复旦公学。除倾情参与打造复旦,于右任还在上海一手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。不过说到于右任和上海的交集,最有影响的,当数他在上海的报人生涯。不夸张地说,是上海成就了他作为“著名报人、元老记者”的声誉。

“民呼报案”始末

那还是在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,他第一次用“于右任”这个名字给梁启超等办在横滨的《新民丛报》寄去一篇五千字政论文,文章论据充分、说理透彻、文笔流畅,深得梁启超激赏;文章刊出,名声大噪,梁启超也从此与小自己六岁的于右任订交。后者有此体验,深感舆论重要,也因此谋求发展革命舆论,于是开始关注起报刊。有一天,于右任发现上海某报在社论中诬革命为叛逆,公然为清廷张目,他当即撰文驳斥。不料文章寄出,该报根本不予理睬。于右任这才意识到,革命者手里如果没有自己的报刊,那些别有用心者就有可能“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,以蛊惑人民视听”。就这样,他开始萌念创办一张报纸,用以宣传革命主张。决心既定,又获得复旦公学叶仲裕、邵力子等人赞同和大力促成,并为这份报纸取名《神州日报》,一方面寓以期再造神州之意;另一方面“顾名思义,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,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”“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”。(于右任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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